对于历代中原王朝来说，军事上的管理部署问题始终都是一个较为难的问题。这是因为，历代中原王朝都要面对边患所带来问题。因此，为能够有效的针对北方的边患问题，必然需要相应的军事上的管理与部署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“外重内轻”“内重外轻”与“内外皆重”的军事部署问题，成为了历代中原王朝都会纠结的事情。
在这中间，“外重内轻”的军事部署最为典型的就是著名的唐朝“天宝十节度使”。当时，唐玄宗在位时期，为应付边患方面的压力，于当时设立九个边疆节度使，一个经略使的职位。而根据史料的记载，当时唐王朝一多半的军队都集中在这十个边防军镇上。譬如我们熟悉的安禄山，在当时就身兼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节度使，而其掌握的军队数量更是达二十万人之巨。
由此可见，形成于唐玄宗时期的“外重内轻”局面，对于唐朝此后的历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而在“安史之乱”中，安禄山之所以能够率领帝国二十万精锐直指长安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“外重内轻” 的军事部署上面。同时，“外重内轻”所引发的不仅是“安史之乱”，这样的军事部署局面也为后来中晚唐时期的藩镇之祸埋下了伏笔。那么，唐朝天宝年间“外重内轻”的局面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?
首先，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是，“外重内轻”的军事部署，实际上是唐王朝应对边患问题的一个无奈之举。这是因为，唐朝天宝年间的疆域面积，虽然不及高宗时辽阔，但这一时期的疆域面积依然远超于绝大多数的中原王朝。而就在这幅员辽阔的版图背后，则是帝国长期化的边防压力。北部的回纥、契丹，南部的南诏，以及往西的吐蕃、黑衣大食，全部都是唐王朝需要应对的问题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军事上的边镇才逐渐开始成型，并被不断扩大。
唐朝历史上十节度使职位的设立，虽然成型于唐玄宗在天宝年间，但这样的边镇制度实际上早在唐高祖时期便已经有了雏形。只不过当时的节度使权力，相较于天宝年间的节度使权力要小很多。而后因苦于较大的国防压力，边镇的设立又经过了太宗、睿宗数朝的发展，最终成型于天宝年间，而就在边镇形成的同时，“外重内轻”的局面也自此彻底成型于天宝年间。可见，帝国的国防压力对于“外重内轻”局面的形成，有着极其大的推动作用。
实际在历史上，唐朝为预防“外重内轻”导致兵变的情况有过一定的防备。在天宝十一年之前，先在边关任职而后在入中书省为相，成为了绝大多数唐朝官员的选择，如张嘉贞、张说等文臣都是凭借这样的方式进入中书省的。但当时李林甫为了排斥人才，于天宝十一年便将这样的制度彻底废除。
这就在当时形成了这样的情况，那就是边关将领了彻底失去了入朝为相的机会，而终身受制于边镇。这使得那些久握兵权的将领，久而久之难免会有窥测皇权的想法，安禄山便是最好的例子。这层晋升空间被李林甫掐断后，无疑也间接推动了“外重内轻”局面的恶化，使得整个唐王朝的局势都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了起来。
历史上唐王朝“外重内轻”的军事部署，可以说是兵家大忌。因为，将边镇军事、财政方面的大权，近乎全部都交到节度使手上，而仅依靠其个人忠诚来维持局面，最终迎来的必然是变乱的情况。以至于，在“安史之乱”过后，唐朝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，索性就将“外重内轻”的军事部署变成了“内外皆重”军事部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