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前458年，孔子突然收到一份齐国传来的讣告，称他的弟子宰我在田氏作乱中不幸被杀。当弟子们准备为宰我搭建灵堂时，孔子却用一句反常的冷语制止了这一切：“这个宰我真是我孔丘一生难以抹消的奇耻大辱!”
宰我其人，事实上颇不寻常。他技压子贡，堪称孔门“言语科”的翘楚。他伶牙俐齿，常常辩得老师哑口无言。诸侯权贵看重他，同门师弟崇拜他，更何况宰我曾寸步不离地跟随孔子完成周游列国之旅，是孔门最资深的元老级高徒之一。对宰我的死，素来人情味浓重的孔子为何会如此反常甚至冷酷?
其实，孔子口中罪大恶极的宰我犯了一宗罪”讨厌罪”。
孔子最讨厌的就是，被人无故追问荒诞不经的怪问题。子路曾经恭恭敬敬地询问孔子“人死后会怎样”，孔子竟当即怒上眉梢，疾言厉色地甩了一句“不知生，焉知死”。
和子路相比，宰我更加过分，他不但屡次挑起“先有蛋还是先有鸡”这类无聊话题，而且往往能够凭借小聪明，把大仁大义的议题荒诞化。例如，他曾一本正经地询问孔子，如果仁者掉进深井里，您作为一位君子，是跟着跳下去，还是眼睁睁看着他一点点在痛苦中死去。这种伪命题自然叫孔子无言以对。无奈之下，孔子只好把话题绕开，答非所问地说道：“何为其然也?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;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”显然，宰我虽然嘴上沾光过瘾，赢得驳倒老师的美名，但在孔子心里，对他的讨厌必定骤然飙升。不过，若仅探讨这些无伤大雅的脑筋急转弯，孔子大可以不与他一般见识。但宰我“得志”后愈发猖狂，相继干出多件挑衅孔子心理底线的事。
多年学习后，宰我自认为翅膀已硬，便公开炮轰孔子学说中关于“孝”的诸多制度。他大言不惭地四处散播“三年之丧，期已久矣”的言论，在孔门内外皆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。孔子忍无可忍地训斥他：父母刚刚去世，你就吃喝玩乐一切正常，于心何忍?岂料宰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答：当然能，用守孝的时间，我可以做学问，可以干事业，可以搞人际关系，这些不是更有意义吗?听到这等狂悖辩辞，孔子怒不可遏地将其训斥一顿，然后慨叹道：这小子不地道啊，他儿时没得到过父母的疼爱吗?
除了对孝制的挑衅外，宰我还干了一桩令孔子更加寒心，甚至不惜视其为死仇之事。
鲁哀公曾经询问土地庙前该栽何种树木，宰我正儿八经地回答道：“夏朝种松树，商朝种柏树，周朝则种栗子树。”本来至此已经罗列清楚，可宰我觉得意犹未尽，便接着多嘴道：周朝用栗子树的意思是使老百姓战栗，从而臣服于天子。周礼是孔子思想的一大核心，作为孔门高徒，宰我如此直言不讳地披露周礼的阴暗面，着实令孔子横生一种祸起萧墙的悲愤。
而且，宰我还有一大堆臭毛病。譬如他喜欢白天睡大觉，这种昼寐夜兴的生活规律，孔子向来大力反对。另外，宰我表现欲过强，言语的攻击性也过于激烈，辩论时简直是抱着说死别人，而不是说服别人的目的。
孔子用两种事物形容过宰我，其中一个很有名，叫“朽木”;另一个则很有力度，叫“粪土之墙”，可见他对宰我的讨厌程度。
对宰我的不得善终，孔子早有预言，根据也很简单：其一，宰我行事往往言行不一，缺乏信用，因而很容易招致别人怨恨;其二，宰我言过其实，虚有其表，是名副其实的口头强人、行动侏儒。
尽管事实如此，但平心而论，后世将宰我列为孔门第一劣徒，也多多少少有点冤枉他。因为他毕竟算不得大奸大恶，只不过行事过于狭隘，喜欢卖弄才学，故而处处招致孔子厌恨。他在为人处世中招人厌恶的教训，值得今人吸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