鸦片战争之前，清朝只保留了广州一个对外口岸，中国货物出口和洋货进口全部集中在广州港。有人认为这是清政府闭关锁国，不愿意对外开放的原因，其实不然。
在1757年即乾隆二十二年之前，除了广州外，还有厦门、宁波、松江三个口岸可以对外通商。这四个口岸各有优势，对中国商品出口都有促进作用。
当时外贸茶叶的主要产地是武夷山，通过厦门或宁波港出口都比广州要近得多，运费省了，价格自然也可以更低。景德镇的瓷器也是从宁波出口更便捷。丝绸的主要产地在苏南，松江无疑是最方便的出口港。
这三个口岸被关闭之前，广州港的贸易量并不占有明显的优势。那为什么乾隆还要关掉它们，只保留广州口岸呢?原因有两个：一是为了钱;二是为了洋人。
从清初开始，广州口岸的关税收入被划给了内务府，专供皇帝使用，也就是皇帝的私房钱。掌管广州关税的官员都是内务府派出的旗人奴才，不完全属于正式的朝廷命官。既然如此，只要把所有外贸集中在广州，关税收入显然会更高。
据统计，乾隆四十一年的广州关税达到600万两白银以上，占到当时清廷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。乾隆在位60年，东征西讨连年战争，号称“十全武功”，尤其是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，战争经费超过一亿两白银，正是广州的关税收入支撑着庞大的战争开销。
乾隆还是个爱玩爱吃的皇帝，六下江南，每次都是排场豪华又巨大，花掉的银子也海了去。尽管这么爱折腾和买买买，乾隆仍然留给嘉庆数千万两白银的底子，因此乾隆在搂钱方面确实有一套，广州关税就是其中之一，被称为天子的“南库”。
另一方面，广州距离北京好几千里，杜绝了洋人私自跑到北京来告御状。别看乾隆自认为英明神武，其实对西洋人颇有忌惮，不愿意直接面对西洋使者。
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进京面见乾隆，原本是想签订平等的贸易协定，但最终没有成功。后世都认为是因为英国人不愿意行跪拜礼，才导致谈判破裂。
其实乾隆早就通过尼泊尔入侵西藏的战争，对尼泊尔背后的英国人有所警惕。他认为英国人有野心，因而在礼节上不肯放松，要摆足天朝上国的架子，以震慑英国人。
1755年，印度东印度公司派洪仁辉进京，向皇帝控告广州关税过高，勒索外国商人。乾隆不但没有主持公道，反而大怒，认为这事触犯了天朝的颜面，处死了给洪仁辉帮忙的官员和相关人等。
可以说，正是因为乾隆的私心作崇，一边要多挣些私房钱，一边想把洋人限制在远离北京和中国腹心的广州，才关闭其他三个口岸，造就了广州和十三行的畸形繁荣。
如果松江、厦门、宁波三大口岸一直开放，中国的历史进程会有所不同吗?这很难说，清朝的闭关锁国并不是由于缺乏对外交往的渠道，而在于心态。
世界在进步，清朝却固守天朝上国和儒家治天下的思维，被欧洲文明超越是必然的，没有激烈的碰撞，恐怕很难唤醒沉睡中的人们，这才是真正的悲衰，也是人性使然。
